沙青青评《都铎谍影》｜暗中守护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间谍头子”

《都铎谍影：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与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 [英]约翰·库珀著，杜宣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416页，98.00元

伊丽莎白一世

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或许是英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君主，没有之一。在诸如“最伟大的英国人”“最受欢迎的英国人”历次公选中，伊丽莎白一世几乎都是位于前列，大幅领先英国历史上的其他君主。而她治下的时代（1558-1603），也被视为英国近代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对内，她维系了政权统一稳定，以各类高明的政治手段缓和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竭力促进工商外贸发展——莎士比亚、培根等一大批英国文艺复兴的杰出人物，正是在此期间涌现。对外，不同于好大喜功的父亲亨利八世，她长期巧妙地周旋于法国、西班牙之间，不轻易卷入战端，同时也支持对所谓“新大陆”的探险与殖民。近代以来，英国崛起之路的起点往往也都会追溯至伊丽莎白一世这位都铎王朝的末代君主身上，而当代人最熟悉的她的形象，大多来自英国著名演员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的电影《伊丽莎白》（1998）及其续作《伊丽莎白：辉煌年代》（2007），此外便是海伦·米伦主演的电视剧《伊丽莎白一世》（2005）。实际上，伊丽莎白一世是自十七世纪起被各类文艺作品描绘最多的英国君主（同样没有之一），从早期的绘画、小说、戏剧直至当代的影视作品，都充斥着她的形象。毫无疑问，这位或则穿着华服、或则身披金甲的黄金时代的女王，在历史上总是绽放着夺目光芒。之所以如此，则离不开背后的阴暗之处有人发挥着重要且关键的作用。在诸多重臣中，既有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这类在台前代表女王发号施令的财政大臣，也有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这类躲在宫廷角落却时刻都能影响着女王乃至整个欧洲局势的国务大臣。

较之于女王或同时代其他的权贵精英，沃尔辛厄姆的历史形象似乎要模糊不少。在为数不多的肖像画中，他总是千篇一律地身着清教徒式黑色外衣，面容肃穆阴暗，眼神中透着洞悉一切的锐利以及挥之不去的忧郁。这或许与他当时的工作属性有关——作为女王首席国务大臣，除了要负担这个职位理应承担的宫廷事务外，他还是女王的“间谍头子”和“安全主管”。他以各式各样的手段为伊丽莎白一世编织了一张涵盖英格兰内外、遍及整个欧洲的庞大“情报网”，使女王能在各类敌对势力的围剿与层出不穷的内外阴谋中，成功维系近半个世纪的统治。此外，沃尔辛厄姆也甘愿为女王出手做各类“脏活”，以杀伐果断而著称。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沃尔辛厄姆本人与他的“情报网”，当时英格兰国内的局势将混乱百倍，所谓“黄金时代”更无从谈起。为此，伊丽莎白一世一直极度信任这位面色与肤色一样阴暗的“间谍头子”，甚至会用开玩笑的口吻亲切地将其称为“我的摩尔人”。

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

无论是对英格兰，又或是整个欧洲大陆，十六世纪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自然是围绕宗教展开的政治纷争。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对构建“情报网”的执着也有很深的宗教纷争的背景。沃尔辛厄姆来自于一个新教家族。在信奉天主教的玛丽一世（伊丽莎白一世同父异母的姐姐）统治期间，他为了坚持新教信仰而流亡欧洲大陆。这段经历让他的语言能力突飞猛进，并在各地积累了大量人脉，这些都成了他日后缔造“情报网”的基础。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后，沃尔辛厄姆返回英国，开始出入宫廷，最早充任威廉·塞西尔的助手，1570年，他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驻法期间，他亲身经历了1572年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这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整个天主教世界的敌意，并让他深刻意识到，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预防此类事件在英格兰重演。在1573年回国出任首席国务大臣后，沃尔辛厄姆立刻开始构建自己的“情报网”并将天主教视为对国家的根本威胁。

沃尔辛厄姆为这张“情报网”而招募的间谍、线人，上至高管权贵、下至贩夫走卒，从贵族、外交官、商人、银行家到学者、作家、诗人乃至厨师、帮佣等，几乎无所不包。为了打入敌人内部，沃尔辛厄姆不惜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种把柄，胁迫天主教徒充当“双面间谍”，潜伏在教廷或神学院来为自己服务。此外，他还雇佣了一批精通密码、印章的专业人员来为他提供“技术支持”。在整个十六世纪，沃尔辛厄姆的“情报网”有可能是整个欧洲最高效的信息传递网络。除了法国、西班牙、低地国家、德意志地区以及意大利半岛外，他的情报触角甚至可以远至奥斯曼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与北非的的黎波里。

而要理解沃尔辛厄姆和他那张无所不包的“情报网”，首先必须理解当时的英格兰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事实上，伊丽莎白一世治下的英格兰既不是一个拥有成熟官僚体系的“现代国家”，也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帝国”。它更像一个集合了各种缺点的“混合体”，其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而执行能力却又惊人的薄弱。它没有常备的陆军，没有全国性的警察力量，地方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无薪的乡绅阶层。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国家安全”便呈现出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特质。这类权力并非通过制度化的管道流淌，而是经由盘根错节的私人关系网络进行传导。

对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来说，还并未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当时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国家”概念都还处在酝酿的胎动期。在那个君权时大时小、民族国家雏形初现的时代，信息又或是情报本身就是一种巨大权力。欧洲各国的君主、权臣为了巩固统治、消除内外部威胁，都在尝试建立超越传统封建义务的情报收集与秘密行动的力量。沃尔辛厄姆恰恰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最为关键的节点粉墨登场。

在其代表作《都铎谍影》中，深耕于都铎王朝史研究的资深专家、约克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库珀（John Cooper）为我们讲述了沃尔辛厄姆究竟如何在这一历史节点发挥其独特影响力的。但不同于过往涉及沃尔辛厄姆的历史叙事，库珀教授并不满足于仅仅讲述沃尔辛厄姆作为“间谍头子”的传奇故事，而是将他的生涯置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权力结构、宫廷政治与宗教思想的互动之中来进行更深入的考察。库珀教授以独特的视角深刻揭示了，沃尔辛厄姆为近代早期的英格兰构建“安全机器”的基本设想与手段，以及这种构建如何与国家认同、宗教冲突和君主权威的塑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在担任首席国务大臣的近二十年间，沃尔辛厄姆虽然享有伊丽莎白一世的充分信任，但却并非唯命是从，双方在公开场合甚至屡次发生摩擦乃至冲突。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巴宾顿阴谋”与“苏格兰女王玛丽之死”。所谓“巴宾顿阴谋”，是指1586年一场针对伊丽莎白一世的刺杀未遂事件，参与这场“阴谋”的既有西班牙、法国，也有英格兰国内的天主教势力。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刺杀伊丽莎白一世后，拥立她的堂妹、信奉天主教的原苏格兰女王玛丽登上英格兰王位。因这场“阴谋”的主谋和计划实施者是一个叫作安东尼·巴宾顿（Anthony Babington）的英国天主教徒，故而得名。沃尔辛厄姆的“情报网”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察知了这个大胆的刺杀计划，并成功破译了巴宾顿与玛丽之间的密码通信。之后，玛丽便因卷入了这场“阴谋”并在信中“同意”巴宾顿的刺杀计划而被判处死刑。

在判决宣布后，伊丽莎白一世迟迟未在执行令上签字，最后在枢密院的集体请求下才勉强签署，后又暗示其实并不想处死自己的堂妹。沃尔辛厄姆则毫不犹豫地执行了死刑，事后伊丽莎白一世甚至公开大发雷霆，将怒火发泄到“自己的摩尔人”身上。显而易见，这其实是一场君臣之间的“政治双簧”。正是由于沃尔辛厄姆的存在，让伊丽莎白一世得以将自己与那些肮脏、血腥却又必不可少的国家安全事务隔离开来。沃尔辛厄姆可以为她处理所有她不愿亲手触碰的“脏活”，既能为她挡住无数射向王冠的明枪暗箭，还能维护女王本人仁慈、公正的公众形象，同时更会毫不犹豫地去执行“必要之恶”。

在库珀看来，“巴宾顿阴谋”的真正目标可能就是玛丽，而实施者是沃尔辛厄姆及其背后的伊丽莎白一世本人。沃尔辛厄姆在完全掌控事态的情况下，等待阴谋成熟，以便将所有参与者一网打尽，并以此为契机，在政治上进一步打压天主教势力。事实上，沃尔辛厄姆早已知晓巴宾顿及其同党的行踪，却迟迟未动手，而是“放任”他们与玛丽联系，从而掌握可置其于死地的“通信证据”。正如《都铎谍影》所描述的那样：“在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的设陷诱使下，一群朋友之间的自吹自擂与无尽梦想，落实成反对新教国家的阴谋行动……而骇人听闻的叛国和阴谋故事符合王室的宣传利益。”

在破获“巴宾顿阴谋”以及处死玛丽之后，沃尔辛厄姆的“情报网”又早早摸清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对英格兰的入侵计划。他的间谍们源源不断地发回有关无敌舰队的舰船数量、火炮规格、物资储备乃至水手士气的各类情报。这些零碎的信息又在伦敦被他本人亲自拼接、分析，逐渐勾勒出无敌舰队的庞大轮廓，为英格兰创造了至关重要的备战窗口。此外，沃尔辛厄姆还会利用他的“情报网”在意大利、法国银行家圈子里散播西班牙政府财政即将崩溃的谣言（虽然之前之后也确实崩溃了很多次），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制造了很多意料之外的麻烦，严重干扰了无敌舰队的后勤准备工作。换而言之，早在无敌舰队出发前，沃尔辛厄姆便已经动摇了西班牙的胜利基础。

尽管曾立下无数功劳，但沃尔辛厄姆的“情报网”更像是一个野蛮生长的“私人公司”，而非一个国家机构。事实上，沃尔辛厄姆为此投入了大量私人财产，以至于在去世时欠下高额的债务，甚至还为此向妻子的“拮据状态”感到抱歉。在沃尔辛厄姆死后，这张“情报网”并没有被继承下去——这个由他个人意志和财力支撑起来的庞大网络，因为失去核心而迅速瓦解和消散。

显而易见，情报史研究的最大障碍，来自资料的零散与匮乏。不同于其他政府机构在日常官僚程序中自然形成、积累的档案，那些涉及隐秘活动的资料并不会躺在分门别类的档案柜中。在库珀所聚焦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现代国家资料保管体制都尚在萌芽状态，有关沃尔辛厄姆“情报网”的蛛丝马迹如尘埃般散落于外交官、间谍的私人信函、商人的航海日志、法庭的审讯记录乃至流亡者的忏悔之中。如约翰·库珀这样的历史学家必须如侦探一般，在故纸堆的字里行间中发掘片段线索，其研究工作的艰辛可想而知。而《都铎谍影》无疑是成功的。书中的沃尔辛厄姆，不再是一个扁平化的“间谍头子”符号，而是一个被信仰、责任和时代洪流所共同塑造的，充满内在矛盾的复杂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