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世界｜江湾五角场与大上海计划

媒体请我讲江湾五角场，我常常欣然答应，比讲外滩万国建筑群等原来的租界空间更有激情。上海中心城区12块历史风貌保护区，其中九块是原来的租界空间，只有江湾五角场、老城厢、龙华三块是原来的华界空间。江湾五角场地区是1927年民国政府设立上海特别市后发展起来的一块城市飞地，是当年提出《大上海计划》要特意打造的中国人自己的上海新市区。理解这个具有绝对稀缺性的空间，对把握上海的城市发展与精神气质具有特殊意义，可以与上海开埠后发生起来的“外滩叙事”形成重要的历史互补。解读五角场需要指出三个层次的意义。

第一，物质遗产——中国人自主建设的现代城市。如果说外滩建筑群是上海作为殖民时期通商口岸在“被动开放”背景下形成的城市景观，那么民国时期的江湾五角场，则是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自主规划、设计与建造的一座有完整性的现代化市政中心。

1929年，这里曾被规划为“大上海计划”中的市中心区。到上海解放后，建制几经变更，1962年11月，正式成立五角场镇建制。

江湾五角场的发生发展，受到孙中山1922年建国方略关于上海发展构想的激励和影响。从空间选址（黄浦江下游的平地）、路网布局（放射状与方格网结合），到各类公共建筑（如市政府大楼、图书馆、博物馆、医院、体育场）及市政设施，均由当时的中国政府（如黄郛、沈怡等）主导，并由中国建筑师（如董大酉等）设计完成，旨在打造一个体现民族复兴与现代精神的新上海中心。如果不是因为1937年日本侵入上海破坏了大上海计划，江湾五角场建成后一度可以与租界空间共同形成上海大都市的双核结构。

五角场的空间遗存，弥补了上海城市叙事中“自主建设现代化都市”的物理空白。它证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全然由外力植入，中国的决策者、规划者、建筑师同样有能力在上海大地上创造性地建设世界级的现代化大都市。

在上海五角场，广场上空的巨型“彩蛋”有数十万颗LED灯珠。每当夜幕降临，“彩蛋”与周边合生汇、万达等10余幢楼体共同点亮，宛如一幅流光溢彩的城市画卷。

第二，精神遗产——大都市统一规划的初创蓝图。《大上海计划》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是上海历史上第一部跨越租界与华界的全域性和综合性的城市发展规划。重点是解决当时华界市政分散、建设混乱的问题，并通过在江湾建立新的市中心，与租界形成战略上的竞争与制衡。

《大上海计划》为上海奠定了统一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初步基础。它引入了当时国际上兴起的“田园城市”、功能分区、交通优先等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其对外宏大的放射性路网、内部严谨的中轴线序列以及集中的行政文化功能布局，首次在上海实践了以国家力量为主导、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城市建设模式。

这种整体性、前瞻性的规划思路，为上海后来的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指出了发展方向，植入了文化基因。上海1927年设市至今将近百年，前后经历六次城市总体规划（分别是1931、1946、1959、1986、2001、2017），《大上海计划》可以认为是上海用现代城市规划指导城市合理发展的“精神原点”。

第三，城市叙事——被动开放与自主建设的双重变奏。从印度洋的孟买和科伦坡，经过新加坡和香港，一直到西太平洋的上海，比较一系列在欧美殖民时代发展起来的亚洲后发型大都市，上海大都市的发展路径独具特色，而江湾五角场正是构成这种独特性的关键一环。

上海的城市风格公认为是开放、包容、创新，但日常交往中人们有关海派文化的叙述仍然侧重于因被动开放而带来的外来影响，如强调公共租界外滩万国建筑和法租界梧桐区等。江湾五角场的存在，揭示了上海城市品格中同样重要却很大程度被低估的另一个维度，即上海在租界优势时期展现的自强不息和自主建设能力。江湾五角场的故事，说明面对租界城市带来的现代化优势，本土精英只要有机会，就会以另辟飞地、创新空间的方式予以回应和竞争。

这使上海的城市形象更为完整与立体。上海不仅是一座“被塑造”的全球城市，也是一座“自我塑造”的现代都市。“被动开放”与“自主建设”这两股力量的交织、博弈与融合，共同构成了上海复杂而充满张力的城市品格。

总结起来，我要强调的看法是，江湾五角场在城市空间上的意义，远不止于几个民国建筑组成的历史风貌区或现在上海的一个城市副中心。它是一把不可丢失的关键钥匙，打开了理解上海城市发展和城市品格的另一扇门：在物质层面，它是一座“民族现代性”的纪念碑，与外滩万国建筑群所代表的“殖民现代性”遥相对照；在精神层面，它是现代城市规划本土实践的奠基之作，为上海和中国大都市用总体规划统筹城市发展打下了基础；在叙事层面，它强调了上海的城市故事是双线的、辩证的——既包含融入世界的开放与吸收，也充满立足本土的抗争与创造。因此，探访甚至研究江湾五角场城市空间的价值，不仅在于对历史遗产的尊重和珍惜，更在于对上海这座城市完整身份与深层精神的深刻体认。它提醒我们，魔都魅力总是源于这种开放性与自主性共同谱写的复合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