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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春节前一周，Iverson发现上海开始慢下来。他点了一份平时二十分钟就能送到的外卖，App上的小人绕了半天，常去的店铺拉下卷帘门，地铁门开合之间，空位明显多了起来。
对很多在上海生活的人来说，春节意味着离开，但对Iverson来说，这将是他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春节。
一个交换生来上海练中文
Iverson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去年9月来到上海交换学习。短短五个月里，他第一次把中秋、春节这些在美国更多停留在只是听说的节日，按顺序经历了一遍。
从威斯康星来到上海，他告诉界面文化，自己最直观的感受是消费的密集：住宅小区旁边紧挨着商场和连锁店，走出地铁口，几步路就是一排店招。他说在家乡很少能见到“一条街三座商场”的密度。他用一个略带玩笑的词形容上海——“international wallet（国际钱包）”：更容易接触国际品牌，选择更多，人们也更追求精致。
来上海之前，Iverson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很明确：学中文。他的继母来自北京，家里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未来会在双语环境中长大。他说希望等弟弟们长大后，能用他们的母语和他们交流。另一个动机则和他的职业规划有关，他在大学里主修国际关系，希望未来进入外交体系工作，在他看来，中英文双语能力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强化语言项目里，他每周要上25到30小时中文课，“节奏非常快”。语言班里同学来自不同国家，印尼同学很多，也有欧洲和俄罗斯同学，美国学生反而是极少数。这让Iverson感到兴奋，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外国人很少”，一间语言教室在他眼里像一个小小的世界。
他把每一次出门都变成练习，点餐、买东西、和路人交流，尽量只用中文。“上海为这种训练提供了某种便利，”他告诉界面文化，“这座城市足够国际化，一个外国人的存在并不稀奇。我更容易融入，也很少会被其他路人注视。”他可以在街头练习中文，不必每次都解释自己是谁、来自哪里。
这种强度也改变了他与城市发生关系的方式。五个月前，他几乎什么都不会，只能靠手机翻译、靠手指菜单；五个月后，他说自己已经能完成不少日常对话——至少大多数时候，餐馆老板能听懂他的意思。
采访里，Iverson提到自己最喜欢的中文词是“哎呀”，因为它让他想到家乡的一个感叹词“Uff da”，意思接近“糟了”“完了”“我搞砸了”。威斯康星这句方言源自挪威移民留下的口头语，他的祖父很爱说。没想到在中文课堂里，他遇到了一个相似的词，“和Uff da一样，一急就会冒出来。”
中美之间没有那么不同
但同样因为这座城市足够国际化，节日来临时，Iverson也更容易感到孤单。中国朋友大多回了老家，留在上海的日常网络突然断开。“大学也会给外国学生办活动，但我不太想去。”Iverson说。他想要的是真实的中国版春节，而不是“一群英语母语者聚在一起的春节”。
Iverson第一次真正过中国节日，是在中秋。他跟随一位中国朋友去了浙江衢州。对他来说，中秋的关键不只是月饼和灯笼，更是一张家庭餐桌：一家人围坐，吃一顿很大的饭。他说这让他想起美国的感恩节——他没想到两者会那么像。“对我们来说，节日的本质也在于家人聚在一起，”他说，“这可能是许多文化里节日共享的一种结构。”
中秋之后，他开始期待春节。在美国，许多华人家庭都未必按传统方式过年。当他得知自己能在1月19日到22日回到衢州、和同一位中国朋友的家庭一起过年时，他很兴奋。他想看到更日常的春节，比如年夜饭怎么吃、红包怎么发，长辈会说什么话。
Iverson在大学时就很想来中国。他提到自己记忆中一个“更全球化、更乐观”的时期：人们相信交流会带来更少的敌意，不同国家的人会更容易理解彼此、好奇彼此。他想知道两种文化到底不同在哪里，“只有真正去生活在对方文化里，合作才会重新变得可想象。”
语言课以更具体的方式把他带到中国传统文本面前，课堂上他们曾被要求背诵一段诗词，“内容关于天上宫阙、时间意义、还有对家人的思念”。那是他第一次接触中文诗歌，却也因此第一次在中文文本里遇到一种熟悉的情绪，“那是距离与团圆的并存。”
他还提到疫情之后，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情绪一度更紧绷，但近几年，年轻一代对中国的好奇又在回升，“比如现在TikTok都很流行‘如果我是中国人’”。他认为，越是强硬的对华叙事，越会促使一些人选择亲自了解。去年TikTok的禁令、外国用户向小红书的迁移，在他看来也像一次偶然的闸门，放大了互相之间的接触与好奇。
采访结束时，Iverson仍把春节理解为一种“正在发生的学习”。他还没真正过完这个年，却已经在等待一个瞬间，当他坐在衢州的餐桌旁，面对听不懂的方言、端上来的菜、长辈的祝福——他会不会更清楚自己与中国日常之间的距离，以及这种距离能否被语言一点点缩短。
（文中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