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最美词汇：特朗普对关税到底有什么误解？

2024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第二个（非连续的）总统任期。随即，关税在美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在这位总统看来，关税是“最美的词汇”。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期间，美国的关税使用已然大幅扩张——关税收入相对于进口额几乎翻了一倍。然而，在他看来，这远远不够，早在选战中，他就承诺要让关税在美国经济政策中扮演更核心、更广泛的角色。2025 年初，特朗普2.0才上任，美国的实际关税率（effective tariff rate）就从拜登政府末期的不足3%，猛增到20%多；截至 2025 年9月4日，这一数字约为 17.5%，系193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种做法前所未见，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做法相背离，标志着美国经济政策的转折。在发达国家，关税的规模和作用都很小，例如高收入的经合组织国家，关税仅占其商品进口价值的1.25%，且不到政府收入的2%。特朗普改辕易辙，以关税作为大规模财政转型的核心，亦即将税收来源从所得税转移到进口税/关税上面。一方面，新增关税已经并且将继续产生巨额收入；另一方面，“大而美法案”则不仅延长了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中的减税措施，还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所得税减免措施。

由此，2025年成为美国政府资金来源发生重要转变的一年。

虽然关税一直是美国两党决策者感兴趣的政策工具，但近一个世纪以来，它很少作为财政政策工具发挥作用，更多时候是用于追求一些有限的外交政策或工业政策目标。

作为外交政策手段

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施贸易限制，典型的模式是禁止战略物资贸易乃至所有贸易。此类贸易禁令（通常以经济制裁名义实施）—的逻辑可谓简单粗暴：这个国家主动放弃贸易收益，以剥夺对手的同等利益。显然，禁令是为了让对方改变行为模式，但历史上成功的案例寥寥无几，制裁虽然造成了伤害和不便，但极少能改变行为模式。

制裁难以奏效的原因之一，在于贸易重组的便捷性。当一个国家，即便是个大国，限制与对手的贸易往来时，通常都会有许多其他国家来填补缺口。即使是多边实施的经济制裁，也总有制裁联盟之外的国家接手流失的贸易。而要达成有效多边制裁所需的广泛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对而言，制裁在限制对手获得关键产品方面更为有效，特别是当实施制裁的国家对相关产品拥有垄断或近乎垄断地位时。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制裁对象仍有可能采取规避手段，或是进行本土化调整，使得制裁的效果不理想。

一般认为，关税可以用来减少对敌对国家的经济依赖，并推动供应链多元化。 但这种多元化也可能只是“统计上的幻象”，因为部分贸易只是经由第三国中转而显得“多元”。以中美贸易为例，特朗普1.0发动对华贸易战之后，原本来自中国的商品先出口到别的国家（例如越南和墨西哥），再转口到美国，那么看起来贸易伙伴变了，但实质上供应来源并没有真正改变。总体而言，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

作为工业政策手段

关税有助于建立或维系在关键战略产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但远远不是“最优解”。

为什么呢？因为关税通过人为提高某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实际上相当于为国内生产者提供了一种“选择性补贴”，在让本国产品相对更有竞争力的同时，也对国内消费者施加了一种“选择性税负”，使得他们购买这种商品要付出更高的价格。也就是说，关税一边鼓励生产，一边抑制消费。从政策目标的角度看，鼓励国内生产可能是合理的（例如出于安全或经济发展考虑），但限制消费往往都说不通。直接提供生产补贴或给予税收减免，才是更合理、更有效的做法。只有当政府面临财政约束，无法提供足够的补贴时，关税才会成为一种次优但可行的替代政策工具。

在美国，主张加征关税的人（无论左右）往往指望关税能带回制造业工作岗位，提高工人工资。这种想法在经济学上并非没有根据。早在1941年，斯托尔珀和萨缪尔森（Stolper & Samuelson）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模型，亦即与低工资国家进行贸易，会压低本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但他们也指出，保护主义（如征收关税）虽然能让部分工人受益，但从整个经济体角度看得不偿失。换句话说，关税并不创造新的财富，而只能在社会内部重新分配收益与损失，充其量是一种低效的再分配手段。

一些人认为，美国过去几十年的贸易自由化伤害了工人，因此可以通过重新加关税来“纠正”错误。这一观点存在两个关键误区：

其一，贸易并不是导致错误的主因。全球化确实造成了一些行业和工人受损，但多数就业变化、工资停滞甚至产业流失，主要源于技术进步、自动化和国内政策失衡，而不是国际贸易本身。换句话说，贸易只是其中一个小因素。

其二，“外部性”的概念被误用。有人把贸易的负面影响（如工人失业）称为“外部性”，认为关税可以用来“内部化”这种成本。其实不然。所谓“外部性”（externality）指的是，私人行为带来了社会成本，而行为人不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导致市场失灵。例如，碳排放会造成气候变暖，而污染者没有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贸易造成的“工人失业”属于货币性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也就是价格变化引起的收入再分配，其中有人受损（失业者），有人受益（消费者、出口企业），但没有总体效率损失，因此不存在市场失灵，也就没有必要用关税来“纠正”。

政府如果想要帮助受影响的工人，可以采取比关税更有效的方式，比如提供再就业培训，提高社会保障或收入支持，促进劳动流动和地区转型，等等。这些措施比贸易保护更能缓解冲击，而且不会破坏整体经济效率。

总之，保护主义并不是解决全球化带来分配问题的有效途径。加征关税看似能帮助本国工人，但本质上只是让社会整体为局部利益买单。尺度把握不好的话，加征关税的副作用，如提高物价、扭曲资源配置，最终反而会伤害被保护的工人。换句话说，关税不能治病，只能止痛，而且止痛效果有限、代价高昂。

作为补救措施

现代国家使用关税的一个传统且合法的方式是作为补救措施（remedy），而不是单纯出于保护主义目的。

作为补救措施的关税，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保障性关税（Safeguard Tariffs）。当某一行业因进口突然激增而遭受严重冲击时，政府可以暂时提高关税，给企业一个缓冲期，去适应竞争压力。

二是反倾销关税（Antidumping Tariffs），主要用来应对外国企业以低于成本价格倾销商品、扰乱市场竞争的情况。

三是反补贴关税（Countervailing Duties）。当外国政府对其出口商提供不公平的补贴（如出口退税或国家资助）时，可以依照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征收相应关税进行报复或抵消。

在上述情况下，加征关税具有建设性。其目的不在于保护特定利益集团，而是为了纠正市场扭曲、恢复基于规则的公平竞争。而特朗普2.0的关税政策显然不属于此列，“解放日关税”更多地是出于政治动机，而非根据WTO规定的法律程序，所谓“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范围也过于宽泛且概念模糊，其结果只会破坏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基础，削弱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信任。

“最优关税”

关于关税，经济学中有个经典而富有争议的理论——最优关税论。

该理论认为，一个足够大的国家，在不遭到报复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关税改善本国贸易条件，进而提高本国福利。具体而言，当这个国家对某种进口品征收关税后，本国对该进口品的需求就会下降；鉴于该国在全球需求中占有较大比重，全球市场对该商品的需求曲线也会随之整体左移，造成该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下跌；这样一来，该国能以更低的价格购买进口品，从而提升本国的实际福利。

在完全竞争市场下，这一假设是成立的。那么在现实世界的“不完全竞争”（imperfect competition）市场下呢？赫普曼和克鲁格曼（Helpman & Krugman）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外国厂商可能会压缩自己的利润空间，以便维持在征税大国的市场份额。这样一来，通过征收关税，大国就把外国的“超额利润”就部分地“转移”到了自己身上。“最优关税”仍然是可能的。

那么，特朗普关税有没有可能是“最优”的呢？可能性不大。对于美国而言，这一逻辑在实践中存在难以逾越的限制：

一是假设“小国”不报复。这在现实中显然不成立。美国面对的主要贸易伙伴，如中国和欧盟，都很大，且都有反制能力。一旦它们征收反制关税，美国的出口也受损，原本可能通过关税获得的好处被抵消，甚至整体贸易量下降，双方皆损。事实上，二战后各国着手建立GATT/WTO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初衷正在于此——为防止世界贸易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大家都得“把自己绑在桅杆上”（tie themselves to the mast）。

二是假设“大国”能够左右市场价格。2023年，美国占全球货物进口的约 13%。虽然这一比例不小，但对于许多商品而言，这个市场份额不足以显著影响世界价格。尤其当美国对该商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如稀土），或是市场对该商品的供给具备高度弹性时（替代来源丰富），关税很难压低世界价格。此外，现实市场中存在“价格歧视（pricing to market）”，亦即外国企业会针对不同国家的需求弹性制定差别化价格，这意味着即使美国征税，外国企业可能只调整出口定价，而不改变整体供给结构。

事实上，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至少在特朗普1.0的关税战中，美国并未实现“最优关税”理论中的福利转移，反而加重了本国进口成本与通胀压力。是美国进口商而非中国出口商，承担了关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