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大到日常，城市的整体记忆与历史书写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2025大学问年度学术出版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王笛、许纪霖、赵世瑜、罗新、何必五位历史学者，从北京、上海、成都的城市史研究出发，聚焦城市史研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共同探讨中国城市的整体记忆与历史书写，分享多元视角下的城市史研究，以进一步丰富城市史研究的内涵与形式。

论坛议程之“从城市出发谈历史，多元视角下的城市史研究与写作”圆桌对谈

历史学家眼中的城市

一个历史学家是怎样观察城市的？学者们依次从北魏石碑、地方视角、茶馆田野考察和城市叙事的视角出发，分享了对城市历史研究的思考。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罗新谈到，研究中古以前的城市史异常困难，因史料“能见度极低”，普通城市与平民生活的记载尤为匮乏。他以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的《刘根等造像碑》为例，展示了如何借助当代生活经验解读碎片化史料。这方碑刻于北魏正光五年，内容主要是佛教弟子刘根等四十一人为祈愿而共同出资建造了一座三级砖塔。

罗新谈及，中古石刻研究领域有一个重要转向——从史料分析走向史学分析，这意味着不仅仅要把碑刻当作记载史实的文本，更要将其置于立体的历史现场中，分析它为何被制作、由谁制作、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关于《刘根等造像碑》，罗新从碑文中“四十一个人”与四位禁军将领的关联入手，抽丝剥茧还原出古代都城洛阳围绕宫廷消费形成的“权力寻租网络”。他感慨道：“学了历史未必能更好认识现实，但多一点现实体会，能让我们多认识一点历史。”

《刘根等造像碑》

“不了解北京所在的地方，就无法真正了解北京”，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赵世瑜的分享中，提出要将城市置于所处的地方进行研究，呼吁打破城市中心主义的研究惯性。从“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民谚，到元代郭守敬引西山之水滋养京城的史料记载，再到晚清德国人绘制的北京地图，他用鲜活案例证明，北京作为都城的繁荣离不开周边地区的支撑。

梳理北京与周边的历史互动关系，赵世瑜指出，城市发展始终依赖于其所根植的地方网络，城市与乡村并非高低之分，而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今天城市化的单向扩张值得警惕和反思，不了解地方，就无法真正理解城市的本质。”

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王笛分享了其对成都茶馆的田野研究，介绍了《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背后的田野调查故事。他指出，即便在研究资料相对丰富的近现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仍难入正史记载，需要依靠档案、文学作品、口述史料与亲身参与式观察加以还原。

他特别提到追踪彭镇观音阁老茶馆中甘大爷、胡大爷两位常客长达数年的经历，讲述普通人在茶馆里的日常坚守。在王笛看来，日常的延续本身便是重要的历史叙事。“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往往藏在这些看似微末的细节里。”当档案资料稀缺时，田野调查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通过沉浸式泡茶馆，他记录下茶客闲谈、物价浮动与城市变迁，为转型时期的中国城市保存了一份鲜活的民间档案。

《茶馆》书影

“好的城市史应该像王笛写的《茶馆》一样，让人闻到茶香、听到喧闹。”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以“城市史研究，如何有城市感和活人感”为题，反思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并提出三大转向：从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从单学科研究到跨学科融合，从地方视角到全球史视野。他特别强调，“城市史的C位必须是人”。历史学本质是人学，不应沦为冰冷的底层逻辑演绎，而应通过具体人物的故事让城市历史活起来。在他看来，“城市感”源于研究者躬身入局，走出象牙塔、走进城市肌理，获得内在的城市人视野、感受与认知。

“留壳不留神”现象普遍存在：更应关注人的境况

圆桌对谈环节围绕“从城市出发谈历史，多元视角下的城市史研究与写作”主题展开交流。

针对关于城市的研究中，史料多寡不均的研究困境，罗新重申“史料不会自己说话”，解读者的当代经验至关重要。赵世瑜表示赞同并补充，历史研究者应具备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的敏锐洞察力，即便面对常见文献，新的生活体验也能激活其隐藏的历史意义。许纪霖提出“心证”概念，认为研究者的直觉与悟性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证据，尤其在史料断裂处，合理的想象与共情能够弥合逻辑缝隙。王笛则以李劼人小说中对成都“吃讲茶”的描写为例，提醒研究者应对文学史料保持批判性，通过多方资料互勘，避免落入作者主观视角的陷阱，他认为，历史写作是一种建构过程，而建构需要多元史料的相互印证与平衡。

面对急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记忆逐渐消失的困境，学者们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记忆保存。王笛表示，在数字时代，普通人通过文字、影像、口述等方式记录日常生活，就是在为未来保存珍贵的历史原料。许纪霖以北京史家胡同博物馆为例，介绍了其“以人带史”的叙事方式——通过个体命运串联街区变迁，让历史更具灵魂与魅力。

北京史家胡同博物馆

赵世瑜则对当前城市保护中“留壳不留神”的现象提出批评，强调城市记忆需要活态的传承与使用。罗新指出，历史研究最终应关注人的境况，尤其是制度与权利意义上的平等，“我们书写城市，终究是为了让更多人在城市中更好地生活”。

针对读者提出“年轻一代为何疏离宏大叙事”的疑问，许纪霖表示，城市史研究应贴近年轻群体的认知语境，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代际对话，让历史在传承中焕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