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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一场心梗让保安李厚生（化名）徘徊生死之间，其长期缺失社会保险的困境也随之暴露。2026年6月，李厚生在值班时突然晕厥，后被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事发时，他与保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此前社保始终处于空白状态，事发后才补缴成功。
在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与最低工资标准严重“倒挂”、劳务派遣行业低价竞争的背景下，李厚生的遭遇并非孤例，它折射出基层劳动者在“低成本用工”中的生存挤压，同时也抛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当基层保安在岗位上倒下，缺失的保障该由谁来买单？
在岗时突发心梗
李厚生家人告诉界面新闻，其在北京市某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任保安6年。2024年，北京一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接管了该处的安保业务，李厚生与之签订了劳动合同。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这家保安公司成立于2014年，多次成为官方采购项目的中标方，项目方有多家行政机关。
家人称，2026年6月9日前后，李厚生称被安排装防汛沙袋，15公斤一个的沙袋，他装了50个左右，随即感到胸闷气短。起初他以为是天气炎热所致。次日（6月10日），他“不舒服、头晕、冒虚汗”，并让同事代购藿香正气水。
2天后（6月12日），李厚生值班时突然发病，同事叫来救护车将其送至医院。医生初步诊断其为胸闷、急性心肌梗死、高脂血症和高血压。门诊病历还提到，李厚生有高血压病史。李厚生家人告诉界面新闻，其一直服用降压药，但此前从未体检，“全家都不知道他有心脏问题。”李厚生家人回忆，李厚生被送至急诊后不久便转入重症监护室。
社保长期缺失，事发后才补缴
7月2日，界面新闻就此事致电上述保安公司项目经理。他告诉界面新闻，公司与李厚生签署的劳动合同为一年一签。为获取更多收入，他自称连上白班和夜班。
界面新闻获得的银行流水显示，其工资入账形式并不固定，有时按照白班和夜班分开发放，有时合并发放。
此外，李厚生的社保也长期缺失。项目经理告诉界面新闻，公司此前确实未给其缴纳社保，“（2026年）6月份给补上了。”他表示，由于李厚生的工资未达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因此以社保基数下限为基数缴纳。他称此前是李厚生主动要求不缴社保，“他有农村医疗，因为牵扯到费用，觉得没必要。”不过，李厚生则向界面新闻否认公司曾与他协商此事，并称其该项目可确认的还有2人未缴社保。
李厚生家人告诉界面新闻，这次紧急住院，家属只能先通过其农村医疗保险进行挂靠，截至目前已自行垫付超10万元的医疗费用。界面新闻获得的参保记录显示，李厚生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于2026年6月23日才首次参保，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也于同日一并缴费。
界面新闻以咨询名义致电全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热线，接线员表示，只要单位有营业执照且与员工建立劳动关系，就有义务缴纳“五险”，与员工意愿无关。
项目经理告诉界面新闻，保安公司虽购买了商业意外险，但保险公司认定此情况属于个人身体原因，无法归为意外或工伤。在他看来，虽然事发时李厚生确实在上班状态，但“主要还是个人原因，自身有疾病，又不吃药。”当被问及劳动合同中关于员工在岗期间发生意外的责任划分，项目经理表示：“根据国家和社保局的条款，该承担的责任和赔偿，我们都会承担。”
界面新闻查阅相关法规发现，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才可“视同工伤”。不过根据相关规定，如果医学鉴定认为李厚生是在工作岗位上连续长时间超负荷，或重体力工作导致的心梗，双方有直接因果关系，那么可以认定为工伤。
家人称，据医生反馈，李厚生即便挺过这一关，后续也可能丧失劳动能力，这意味着其家庭不仅要面对后期护理费，还要解决社保补缴等现实问题。
社保缺失系行业“常态”，在岗突发疾病谁来买单？
界面新闻梳理发现，李厚生的遭遇并非孤例，类似的劳动纠纷早已屡见不鲜。2024年，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案例提到，保安老李签署《放弃缴纳社会保险承诺书》并每月领取200元补贴，离职后要求补缴社保。法院认定《承诺书》无效，保安公司须依法补缴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滞纳金。
最高法于2025年发布的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中曾提到有关保安朱某的案例，其与保安公司约定不缴社保改为发补助，法院认定该约定无效，朱某以此为由辞职，保安公司须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中国青年报曾于2026年1月报道，未签劳动合同、没有社保的56岁保安谢某某遭遇工伤后，历经4年仲裁与诉讼，最终拿到了15万元赔偿。这些密集的司法判例与媒体报道，勾勒出保安行业普遍存在的保障“黑洞”。
类似事件由来已久，界面新闻梳理发现，早在2005年，媒体就披露了广东省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的参保率仅为一半左右的现状。随后有媒体刊文指出，在制度设计上，现行社会保险模式的缺陷有其历史背景，早期制度实际上与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相适应。
公共政策学者聂日明曾于2018年发文指出，放眼全球，我们的社保名义费率都处于较高水平，究其历史根源，一是制度脱胎于国企的铁饭碗，水平很难降低。二是当时养老收支失衡，以国企为缴费主体的制度需要支撑养老金的支出。
这种制度设计与现实承受力之间的落差，恰恰是李厚生等基层劳动者身处的困境。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北京社保的缴费基数下限是7162元，意味着当劳动者月薪不足此基数，按照此基数缴纳社保。此外，界面新闻搜索发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2025年调整为每月不低于2540元，二者差距悬殊。
社保缴费基数下限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不仅挤压了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也拉高了企业的相对用工成本。广东金融学院副教授陈世金、李佳在2026年发表的研究中指出，两者的设定逻辑和政策目标完全不同：最低工资标准通常由地方政府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成本设定，目的是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而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则依据上一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设定，目标是维护社保基金的稳定和可持续性。由于两者调整机制不同，社保下限的增速往往快于最低工资，导致“倒挂”现象逐渐加剧。特别是2024年全国普遍上调社保缴费基数，尤其是下限，这使得矛盾更加突出。
北京盈科（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重告诉界面新闻，根据他的从业经验，不缴社保的情况在保安行业很常见。其背后原因是，劳务派遣行业的工资水平较低，社保产生的额外用工成本占人力支出的比例过大。这意味着，安保企业若正常为员工缴纳社保，势必因报价过高而在招投标中丧失市场竞争力。
王重说，这种生存挤压催生了一系列“荒诞”现状。比如有企业只聘用或主要聘用退休人员，以规避参保，或几家关联企业轮流与同一员工签订临时用工协议以规避劳动关系。还有的企业为了减少员工提起劳动仲裁、起诉的可能，要求其签署无效的放弃社保承诺，等等。
如果企业未依法缴纳社保，一旦员工在岗发生意外，企业需要承担哪些费用？王重向界面新闻表示，一旦劳动关系成立且被认定为工伤，若单位此前未办理工伤保险，就需要按照工伤保险待遇标准全额向员工支付相关费用，包括医疗费用、住院伙食补助费、康复费用、伤残辅助具费用、护理费、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等。除此之外，企业还可能面临行政追缴和滞纳金、劳动仲裁经济补偿金、民事诉讼赔偿等多重风险。
在王重看来，未缴纳社保，而员工在岗突发疾病的情况下，员工权益很难得到保障。“从我个人的从业经验来看，当发现客户单位或合作方确实存在未缴纳社保的情况时，会建议其为全部或至少中高工伤风险的劳动者购买商业意外险，并就发生事故时责任承担、追偿权等作出书面约定。另外，如果劳动者目前岗位存在工伤风险且单位未为其办理工伤保险，建议自行购买商业保险，避免出事后无法及时获得理赔而影响救治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