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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那些‘泯然众人’的人是特别可悲的……”大学期间的一节演讲课上，舒安的一位同学讲起自己书香门第的出身、长辈们对他“不平凡”的期许后，抛下了这样一句话。
这让舒安回忆起自己许多个不敢从人群中站出来、不敢展示与旁人不同的时刻。长期以来，她习惯把自己隐藏进人群，从不提及家人下岗的事实。因为在一些人眼中，下岗工人会与“懒惰”“凄惨”等词汇绑定。可在那位同学口中，“泯然众人”仿佛是一种不好的选择。舒安的怒火被点燃了，她认为，对出身卓越的人来说，“不泯然众人”不过是安稳生活之上的装饰品；而对那些突逢变故、在漩涡中求生的人，“泯然众人”是努力从头建构的安全感。
在怒气与勇气的加持下，舒安那天走上了讲台，第一次讲述起那个位于闽北山区曾有着三千余人木材厂的故事，那与她的成长深深牵绊。之后的若干年，她阅读了大量历史文件和家人的个人档案，并回到老厂小区记录老厂长辈们的口述历史。2022年，她将她与母亲、姥姥三代胜木厂人的故事，写成《遗腹子》一文，获得了Sixth Tone（第六声）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特等奖。
在《木头换来的人》一书中，舒安记录了十六个木材厂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故事。在每一个由政策命名的章节中，读者将会读到那个年代中几个人物的不同际遇。他们之中，有拓荒青年、模范女干部、转业军人，也有舒安自己，一个在厂里长大的80后，后来成为博士和写作者。
“每一场历史的巨变中，总会有一些被碾压的小人物。如果他们一定会被历史遗忘，我希望至少我可以一直记住并讲述他们的故事。”
政策背后的人
舒安在闽北山区的胜文木材厂（以下简称胜木厂）出生，在那个交通不甚发达，人口流动尚未如此频繁的年代，她却可以吃到邻居家做的山东烤饼，或是上海大馄饨。年幼的舒安对这样多样化饮食背后的含义并未深究。一直到她成年后回厂调研时，她突然想到，为什么在福建的山区，会有山东人和上海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正值社会主义基础建设期，国家一方面为了给基础建设提供木材这一关键原材料，一方面为了更新军事设施、提升战备能力，决定在福建内陆山区，建设森林工业。于是福建分别和山东、上海达成了“以木换人”的协议。
协议本是临时借调，期满时，单位把工人们集合起来，挨个问大家愿不愿意留下。第一个被问到的工人，沉默了半晌点了点头。后面的人大多和他一样。最初从山东调来胜木厂的两百多名劳工中，只有很少的人希望回家。工人们沉默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已经调到了福建，如果要回去，单位并未明确承诺可以把这些关系调回他们的家乡。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G·魏昂德在研究中国单位制度时所指出的，单位不仅是劳动组织，更是一种几乎包揽个体生活的社会组织形式。
像这样被询问去留意见的单位在当时非常少见，更多的山东工人，都是被直接通知留在当地。
于是，工人们的户口和粮食关系留在了福建，接着迁来的是他们家属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再接着是家属们。随着人数的扩张，工人宿舍也从原本的茅草屋变成红砖房。
多年后，这段迁徙在受访者口中只是一句话——福建要人，山东要木头，我们就来了。
在舒安看来，对于这些二十出头便背井离乡的年轻人而言，这是往后几十年人生轨迹的连根拔起，也是她将书命名为《木头换来的人》的原因，“既是想从这个厂最开始的起源开始讲起，也是想要突出这种好像很轻，但其实波澜壮阔的人生。”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6-7
国营工的名额留给儿子
舒安的妈妈是胜木厂少数的女性国营工之一，在那批通过病退补员进厂的年轻人里，女国营工不超过五个。
所谓“病退补员”的政策，指的是国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人，如有重大疾病，可提前五年退休，由子女顶替自己的职位。虽然这一政策并没有性别的限制，但是放眼望去，厂里所有用上“病退补员”的父母都把工作让给了儿子。1980年，厂里累计有两百多个在家待业的青少年，其中女孩占了九成。“男的要养家，有份正式工作对男的来说更重要”，工人们会这样想。
女儿们的就业该怎么办？一边是政策明文禁止扩招，一边是厂里的老工人要解决女儿就业的诉求，于是有了一个折中方案：成立国营带集体企业，把第一代老家属工及新一辈待业青年都招进去。这些工人们也被称为集体工。
方案是胜木厂家属生产队（指1966年成立的由第一代男工们妻子即家属工组成的生产队）的领导提出的。在生产队成立前，这些家属们并不被视为工人，尽管她们也干着建设木厂的活，却领着更少的工分和粮食。
家属工们告诉舒安，她们的工作并不比其他人轻松。生产队成立之初，工人在车间里，家属工在室外。因为家属工领的粮食要按劳动天数算，需要一个月干满三十天，才能领足让孩子吃饱的粮食数。她们两个人一组，肩膀顶着木头，走窄窄的板桥，把一百多斤的木头抬运上一层楼高的地方。“晚上工人都下班了，家属们还在拼命干。”
和家属工相比，集体工的处境会好很多。但集体工的工资仍比国营工低了约五分之一。而且在大厂车间工作的集体工，常常被分到更脏累的活儿和班次，还会被视为“二等公民”，被部分领导冷语相待。
舒安告诉界面文化，大部分集体工并没有那么在意这些待遇上的差异，觉得有份工作就挺好的。如果一个家庭中，丈夫是国营工，妻子是只能拥有一部分福利的集体工，那妻子和子女还是可以依托丈夫的身份，享受全部的福利。在《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革命》（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一书中，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朱迪思·斯泰西观察到，中国的儒家父权制度首先被新民主父权制度所取代，而后又被父权社会主义所替代。这意味着，家庭内部资源配置依然受到父权影响。
Judith Stac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如果单纯写一部国企兴衰史，这本书会被写成什么样？
舒安说，首先她就不会采访到这些女性了。最初为了方便工人们理解，她用的话术是“我想要写这个厂的历史”，于是推荐给她的采访对象无一例外都是男性管理者。
“我采访他们之后，发现大家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厂当时多么兴盛，哪一年某一个重大的会议在我们厂开，哪一年引进了什么样的机器……”
舒安转而想要采访家属工，起初这些老人都跟舒安说，她们不会讲故事，没有文化，应该去找其他人。最终，舒安还是说服了她们。
舒安发现，这些女性在工作的时候，关注的更多是身边的关系、情感和个人体验。“我觉得可能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少一些，反倒能够让他讲述一些比较贴近于身边的这些故事。”
舒安告诉界面文化，很多做女性口述史的学者对此都有类似的观察。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教授贺萧，在写作《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时发现，农村女性记住的历史，跟我们看到的文本的历史有所出入。因此，口述史作为一个研究方法，也经常被用来记录女性，或者其他的边缘人群所记忆的历史。
[美] 贺萧（Gail Hershatter） 著 张赟 译
人民出版社 2017-4
“一个群体越是边缘，他们的记忆就越依赖口述来传承，你也就越能从中看到和文本记录不一样的真实。”舒安说道。
浪潮过后
2008年夏天，舒安的母亲和四五个在厦门打工居住的老厂同事重新联系上，恢复了往来。让舒安困惑的是，母亲时不时嫌弃老同事小气、没文化，但和他们的往来又停不下。
带着对母亲这些矛盾举动的疑问，舒安不断回到老厂，试图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答案。多年之后，她将这种矛盾指向了下岗的经历，“下岗那个时间点，如果你所有的家人朋友都在这个厂里，或者都是工人阶级，那你‘完蛋’的几率就高很多。因为那时候你需要靠社会的资源和网络把你拉起来。所以我觉得，我妈后来一直想要靠近中产阶级。”
这不仅是身份认同上的需求，也是为了积累新的社会资源，“如果认识的中产阶级越多，那下一次再经历相同的磨难时，就越有可能帮助家人渡过难关。”
提到下岗，大家更熟悉的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故事。舒安认为，“如果说下岗对于东北来说是一个巨浪，那对福建来说还算是有一点点缓冲的。”1988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胜木厂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厂的产量稳步提升，加上下海做木材生意的私人老板也越来越多，厂里与南方多地都有了业务往来。胜木厂的销售员时不时要接待来自广东、深圳乃至港台地区的货主，舒安的母亲甚至去过一趟香港。
这一批与外界联系更密切的人，能够更早地看到私有化浪潮的汹涌，“先是一波波小浪，有些人已经被吹着走入海里”。而绝大部分在车间工作的人，可能直至最后一刻才能感知到“一波大浪袭来。”
尽管靠近厦门和深圳两大经济特区，胜木厂的工人在下岗后拥有比东北更多元的出路，但当舒安问起他们后来做了什么，许多人却回答：“什么也没干。”
事实上，他们当过保安、做过月嫂、开过餐馆，也接过零工，这些职业听起来并不体面，于是被隐匿了起来。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和乔纳森·科布在《阶级的隐性伤害》（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中谈到，社会变迁带来的损失，往往不仅是资源的减少，也会成为个体对自身价值的怀疑。
当原有的生活秩序被打破，人们倾向于将下岗后的落差归咎于个人能力，但许多人生转折并非源于一次个人选择，而是发生在更大的制度变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