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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键转折期：大规模隐性债务置换进入“收官”阶段，化债重心将转向“下半场”，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稳妥处置地方融资平台经营性金融债务。
2024年11月，财政部出台一揽子“6+4+2”化债方案，主要内容有三：2024年至2026年连续三年每年安排2万亿元，共计6万亿元的再融资专项债额度，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从2024年开始，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2029年及以后年度到期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2万亿元，仍按原合同偿还，不必提前偿还。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院长袁海霞对界面新闻指出，2024年以来全国共发行约9.8万亿各类用于化债的地方政府债券。截至2026年8月末，6万亿元置换债券已累计发行5.84万亿元，已完成置换进度97.3%。分区域看，12省已完成发行，累计节约利息支出约6000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隐性债务清退进入尾声，化债下半程的核心矛盾已发生转变：前半程重在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半程则聚焦稳妥处置地方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
平台经营性债务是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通常是城投公司）以企业自身名义举借、理论上应依靠经营性现金流偿还的金融债务。虽然名为“经营性”，但其对应的存量资产和资金投向往往具有极强的公益性，导致自身现金流回笼困难，在现实中普遍高度依赖地方财政的间接支持或持续“借新还旧”来维持周转。因此，平台经营性金融债务的有序化解亦是地方债务风险化解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央行、财政部等四部门于2024年8月印发的《关于规范退出融资平台公司的通知》（银发〔2024〕150号）要求，融资平台需在2027年6月底前彻底剥离政府融资职能、完成市场化转型。而退出的核心条件之一是“经营性金融债务清零，或征得三分之二以上金融债权人同意退出”。这就意味着，在退平台节点到来之前，平台要么完成债务清偿，要么必须与债权人谈妥重组方案。一旦平台正式退出名单，政府信用将与之切割，原有的融资模式将难以为继。
目前“退平台”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据《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披露，截至2025年底，超82%的融资平台实现退出，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规模较高峰期大幅压降。尽管如此，剩余规模仍不容小觑。
据申万宏源证券测算，2025年底城投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依然达5.1万亿元左右，是后续地方债务风险治理的重点领域之一。
华泰证券指出，2025年3月，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指出“2024年末，融资平台经营性金融债务规模约14.8万亿元，较2023年初下降25%左右”；2025年10月，央行再次表示，截至当年9月末，融资平台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规模较2023年3月末下降62%。由此推算，2025年9月末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规模大约为7.3万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经营性金融债务没有统一置换额度，只能依靠企业经营回款、债务重组、资产处置来化解。
但是，地方融资平台普遍面临造血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据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对2168家城投的调研，2025年，样本城投主营业务收入下降1.6%，连续两年负增长；净利润下降22.7%，连续四年下滑。而城投实现账面盈利主要依靠政府补助，若剔除政府补助，样本城投企业已连续四年亏损。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对界面新闻指出，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对应的项目与政府职能没有那么密切，但仍带有较强的公共属性，比如污水处理、园区建设等。这些项目虽然能够产生一定收益，但往往只能覆盖部分运营成本，难以形成足够的现金流偿还债务。此外，在治理地方隐债的背景下，城投企业整体融资能力受到约束，这使得企业开展新项目、盘活存量资产的能力受到影响，相关企业依靠自身经营能力化解存量债务的难度加大。
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对界面新闻表示，根据以往经验来看，城投经营性金融债务化解主要依托三类模式：一是金融协同置换，通过展期降息、低成本标准化资金置换高息非标债务，压降融资成本；二是债务托管处置，由省市级高信用国企或资管公司托管薄弱地区弱资质城投债务，实现风险集中管控、分类出清；三是统借统还，通过省级信用背书统一融资偿债，降低尾部区域融资溢价。此外，各地亦结合当地资源禀赋，推动市场化化债。例如，山西通过整合高速交通优质资产组建省属交控平台，推进政企分开与市场化改革，以提升经营性收益缓解债务压力；贵州依托优质国企股权划转及低息信用债融资，置换城投高息债务、补充平台现金流。
除上述三类模式外，章俊表示，下一步化解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可考虑从以下三个方向推进：一是推动公用事业价格机制改革，合理提高项目自身收益和现金流；二是优化融资监管政策，对相关平台开展市场化经营项目的融资需求给予正常支持；三是对于经营性债务中对应项目公益性较强的，可考虑给予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