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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一个外卖女骑手会经历怎样的生活？
在成为骑手前，1991年出生的山东姑娘王晚已在北京漂了十几年，她做过服务员、保洁主管、电话销售，换过十几份工作。2024年春开始跑外卖，是她为挣快钱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女性和离异者的身份让外卖骑手这份本就辛苦的工作更多了些难言的困扰：这包括因为这份工作不断磨损的身体——从未正常过的月经、雨天送单造成的宫寒、长期戴头盔不断后移的发际线；工作时被男骑手骚扰、深夜送单的恐惧、撞见独居男顾客在家只穿内裤的尴尬等等。为了融入这个男性比例高达90%的外卖世界，王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成了一个“没有性别”的人，她开始不在意自己穿什么出门，也少了很多身体的欲望，除了经期紊乱和上厕所时，她几乎快忘了自己的女性身份。
王晚不止写自己，她同样记录下这个庞大系统下具体而微的人和事：偷餐的骑手，不让电动车进小区的保安，跑外卖讨生活的一家三口——她所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女骑手的生活，也同样是关于无数普通劳动者身处的折叠北京。王晚很喜欢杨德昌的电影《一一》，她觉得自己有点像电影里拿着相机到处拍的小男孩洋洋，“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她一边跑外卖，一边观察、写作，便有了《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铸刻文化/单读 2025-9
在与界面文化对谈中，王晚坦言，让她最为困扰的是她在城市和乡村的夹缝中讨生活的状态，她既无法心安理得待在农村清闲，也难以适应城市的节奏，于是成为一个“赖”在北京的人。采访间隙，王晚会在社交平台高强度检索自己的名字，不断刷新着新书的豆瓣主页，她关心新书的评分有没有掉，在意读者留下的短评，数着有多少人想读她的作品——她担心自己写的内容太枯燥没人看，也好奇读者对她写作的态度，想知道是否有人愿意耐下心来读自己的故事。
闯入男性世界的女骑手
美团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2024年，平台上的女骑手数量从51.7万人增长至70.1万人，占总骑手人数比例的近10%。在路上跑单，王晚时不时会被问道，“一个女的跑外卖累不累，赚得多不多？要不还是干点别的吧。”她心里多少有些不自在，仿佛自己做了一份可耻的工作，被劝诫着从良。
在底层讨生活，王晚不得不一步步妥协——既利用女性柔弱的优势，去寻求周围人的帮忙，拿不动重物时，她主动找男性搭把手。同时也尽量遮盖自己女性的特征，逐渐去性别化。天气冷时她穿上皮衣，套上头盔，旁人很难分辨性别。她见到在一群男骑手中谈笑风生的女骑手，为了融入圈子，表现得像是兄弟。“女人男性化对系统有利，能接更多难以配送的单子。”慢慢地，王晚接纳了自己的骑手身份，她不再羞于向外开口寻求帮助，大大方方穿着印有外卖骑手标签的衣服，再被劝诫“女孩跑外卖太辛苦”时，她故意把自己的收入说高些，再无人说闲话。
王晚并不避讳谈及自己跑单时耍的小聪明：她因规避投诉和餐损撒了不少谎，一次送外卖她磕坏了顾客的镜子，为了逃避赔款她和商家谎称是顾客弄坏的。在重新送货的路上，她一边为逃过一劫感到轻松，一边为下意识的撒谎而自责。而往往前脚坑了别人，后脚她也会因投诉而被罚款，她心里倒生出些平衡。在路上，她遭遇过不少平白无故的恶意：被公交车别车，被过路的司机吐痰。王晚于是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生存之道：作为外卖员，最好是把自己打磨得像鹅卵石一样没有棱角，做个“老实”的好人，努力让自己不被内心的愤怒所淹没。
王晚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底层女性所面临的挑战往往是一种全方位围剿。她曾和一个换油烟机工人交换微信，她原本只想将这份工作推荐给大哥，却反被对方误会——工人时不时约她吃饭，甚至在她出租屋附近蹲守。王晚只觉得自己完全暴露在别人的“枪口”下，此后她再不敢随意加人微信，“仿佛一旦同意加微信，就默认我成了男性的猎物。”
身体上的磨损则是另一重困境——和男性一样承受系统的压力同时，受罪的身体发出了更多信号。在草丛解手被保安当成小偷；雨天跑单，整个人浸在雨水里，胸罩被水泡得起了霉点，皮肤被硌得满是红点。冬天跑外卖比拼的是谁更抗冻，王晚常被冻得宫颈处抽筋，每走一步都岔气似的疼。跑外卖后，她的月经再也没正常过。
她很清楚，骑手与系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系统利用像她一样“走投无路”的人，而她又靠着系统谋生。难送的单子若不接，总有人为生计所迫接下。在系统和算法的规训下，人的思维停滞不前，“只想着怎么赚钱、怎么接更多单，人完全不受自己的意志控制。”从2024年3月成为骑手后，不到一年时间，她给6447位顾客送去6782单外卖。只要一上线，她的脑子就变成一台精密的机器，开始疯狂计算时间、设计路线。偶尔有磕磕碰碰遇上车祸，王晚第一反应总是检查餐品，餐品没事，她才顾上看自己的伤，只要不影响送餐，她都不当回事。
然而，这种看似被异化的劳动，意外给了她一种前所未有的掌控感。尽管跑外卖每日磨损着王晚的身体，她却觉得，这是一份干得踏实安心的活儿。她不再害怕因为年龄或学历被开除，跑单给她带来了另一种生活的勇气——只要愿意干活，就有钱挣。“跑外卖，就像是落在弹簧床上，看似跌入了体力劳动的底层，但它又会弹回来一些，让我心里有个缓冲地带。”哪怕几个月暂时不跑，也只是在系统上掉分，平台依然会派单。对长期在求职市场挣扎的王晚来说，这已经是为数不多的慈悲。
跑单让她停不下来，最高峰时每月她能送900单，日行200多公里，月入过万——“这是我从业以来赚到最多的钱。”这份收入给她生活的底气，让她能咬牙攒下治疗眼睛的手术费，偿还前夫欠下的债务。一次天气恶劣的暴雨天，她甚至收到了顾客送的礼物——一个绿色的铁皮小青蛙，一按会弹跳一下，王晚很是惊喜，她感动于这份微小的善意，把它摆在书桌显眼处。
尽管跑外卖是无奈的选择，王晚却不是自怨自艾的人，换电动车被人坑时，她自我安慰，“人在吃亏时，想到自己还没吃到更多的时候，心里会平衡很多。”她不觉得自己被困在系统下，也并不在意自己被系统当成耗材，“既然人无论怎么活都是辛苦的，还不如选一个自己中意的方式。”
走不出乡村的女性，被无可奈何地困在家中
王晚老家在山东聊城的观城镇，这里的人从小被教着如何从观城离开，逃离让人看不到希望的农村。王晚也是如此，从未有人告诉她如何在农村留下。19岁时她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只有在过年和收庄稼时，才会回老家待上几天。
从北京返乡时，她写下这些发生在山东观城的众生相：在直播潮中创业失败的表弟、高中年级第一最后辍学嫁人的女同学、被家暴的美珍婶子、读了很多书但最终在农村婚姻里挣扎的表姐、操劳一生的母亲。在农村妇女身上，王晚看到，她们的安于现状更多是这个社会让她们如此——走不出乡村的女性，被无可奈何地困在家中。
王晚父母的关系并不好，当初姥姥将母亲锁在房间里逼迫她嫁人，无奈之下母亲才和父亲结了婚。即使一起生活几十年，有了三个孩子，两人过得依旧像是仇人。每每回家，王晚总能撞见两人吵架。她忍不住劝母亲离婚，和她一起去北京。但母亲不愿意，一来觉得年纪大离婚丢人，二来也放心不下家里的大小事务——前几年她放不下父母，家里的小鸡、小鹅、地里的庄稼她都要操心，再之后是担心大嫂一家。王晚希望母亲能跳脱出过往的生活重新开始，劝了几次她才意识到母亲是无法轻易改变的，母亲在沉默和抱怨中默默撑起了完整的小家。“我娘只有待在家里，一切才会安稳。她不是不想脱离家庭去过自己的生活，只是很多事情、观念把她牢牢套住。只要她冒出些改变的想法，总有各种事情把她拖回去。”
王晚问母亲，婚姻给她带来了什么。母亲想了半天，没有想出答案。当女儿继续追问“想不想为自己活”时，母亲依然沉默，说不出自己的想法，“我没想过这事儿，人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人家都没说啥。”王晚明白，这么多年母亲已经习惯这样活着，如果突然让她做自己，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母亲至今不能理解王晚的选择———王晚从小喜欢看书，北漂月薪两三千时，她每月还是会花一两百买书。在豆瓣上她标记了1011本书，看过1394部电影，写作这件事更是坚持了十几年。而在母亲看来，写作并非正经事，更何况是这么多年依然没有赚到钱。一次吵架，母亲直言，像王晚这样“不正常”的人能有几个。尽管母亲并不理解女儿的生活方式，她仍希望女儿能活得自在些。王晚回北京时，母亲往她口袋里塞了打工攒下的两百元，像是把自己那份出走的心愿寄托在女儿身上，“替我活得自由点”——王晚想起母亲年轻时也爱看书，有时她给母亲念刘亮程的散文，母亲听了，表示“写得确实不错。”
村里人喜欢说闲话，每天翻来覆去都是差不多的家长里短，王晚不爱聊这些，母亲和喜欢读书的表姐是她在村里为数不多能说上话的人。表姐小时候就读了不少书，本可以上县重点高中，却被送进了职校，在父母的强硬安排下稀里糊涂结了婚。婚后有了孩子便只能待在家中，几年后再和同学聚会，其他人聊外出旅游，表姐一句话也接不上。表姐心里郁闷，但困在家中毫无办法， 她拜托王晚给她带几本书，王晚于是送了《我的阿勒泰》和《一个人的村庄》，甚至鼓励表姐写作，希望用文字带给她一点别的慰藉。对于大多数农村女性而言，很难有什么“中意”的生活的方式，更多是理应如此接受命运安排。而像王晚一样不愿掉进婚姻牢笼的农村女性，则不得不在大城市的另一种系统中挣扎。
留不下也回不去，一个“赖”在北京的人
北漂十几年，不愿回老家的王晚在各个行业蹦跶，搜寻能让自己暂时心安的栖息之地。而始终困扰她的，是她悬浮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尴尬身份。
在乡村格格不入，在城市又难以扎根，王晚形容自己是走不出又回不去的人。作为离异的农村女性，她无法承受村里人暧昧不清的眼光，父亲也无法接受女儿离婚，得知女儿做起“抛头露面”的外卖骑手，更觉无颜面对村里人。王晚不得不一次次踏上离家的路。但来到北京，微薄的工资又不足以让她扎根，唯一的好处是少了闲言碎语，谁也不关心谁。
无论身在何处，她都是临时的过客，这种“临时感”渗进生活的每一个缝隙。在北京的出租屋，她购买的所有物品都极其廉价，“反正最后除了我自己什么都带不走”。回到山东老家，家人为她准备的牙刷是从酒店带回的一次性用品——只为凑合几天，不值得购置新的。这两个无法完全接纳她的地方，构成了她的生存策略。“在北京时，老家是我可退可守的根据地。在老家，不想听村里人的闲言碎语，转念一想忍耐几天就走了。”她坦言，“不管身处哪里，我都有一个远方等着我，随时可以离开。”
临时的心态让也王晚对未来不时抱有隐忧：“五十岁以后，我跑不动外卖，房租又高，我该去哪里？”更让她感到悬浮的是她在家庭中的位置，家里的三个院子分别属于父母和两个哥哥。老家没有她专属的房间，没地方挤了她就睡地上。“如果父母离世，我就没有家了。”山东老家的习俗更是直接而残酷，王晚刚离婚那年回家，在饭桌上开了个不轻不重的玩笑，嫂子却直言这个家没有她说话的份，“如果我不结婚，我死后甚至不能埋在祖坟。”
新书上线那天，积累了十几年的漂泊感与孤独感达到了顶峰。坐在电脑前，听着《西楼儿女》这首歌，她突然大哭起来。“我想到自己一个人在北京待了十几年，身边几乎没有一个亲人。十几年前手上只有两万块钱，现在还是这样，什么也没留下，还落得一身毛病。”那一刻，北漂岁月里所有的委屈被一口气发泄出来——从初到北京时在陌生街道迷路大哭，到在文学活动中因内向而缩在角落无人问津，再到写作路上漫长的孤军奋战。王晚有种深深的疲惫感，“我们都是被城市用完就丢弃的人，像一个鱼漂不断往下漂浮，只不过，我们再怎么漂也无法从城市沉到最底部，只能在中间游荡，试图钩住些什么。”
所幸，支持她的，是那个被书籍和写作撑开的、再也无法闭合的精神世界。哪怕最苦的时候只能住工地的铁皮房，她也不想回老家，“我已经看到了更大的世界”。租房、工作她都尽可能选择图书馆或者书店附近。她知道，读过那么多书后再回去，“可能比十几年前出来以前还痛苦”。《跑外卖》的编辑胡晓镜曾对王晚说，如果回去，她就是第二个困在农村、羡慕外面世界的表姐。王晚不敢想不读书、不写作的生活会是怎样，比起表姐在同学聚会“插不上话”的郁闷，她宁愿继续这条艰难而自由的路，一路跑，一路写。
王晚选择继续“赖”在这座给她痛苦也给她自由的城市，跑外卖的电动车载着她在城中村与别墅区之间穿梭。在系统的夹缝与乡土的拉扯间，写作成了她安放自我的方式。 每天跑完午高峰，她会回家写两三个小时，再出去跑晚高峰。她依旧保持看书的习惯，甚至一度在外卖箱里塞一本余华的《活着》，但直到书被大雨淋成了一坨纸，她都没有时间翻开——谋生的本能如此迫切，具体到一本关于“活着”的书都无暇去看，好不容易空下来，她才勉强有时间打开软件用几倍速听书。
如今，王晚依然在北京的街头奔跑，年初她刚花了小一百块钱给电动车后座换了大外卖箱，想着趁平台大战大干一场。作为困在系统里的骑手，她同时书写着系统；她是无法扎根的北漂，也是回不去的异乡人。在这些矛盾的身份之间，她写下那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跑外卖让她觉得心安，“我的时间和身体可以支离破碎，但自我必须完整。”